我們都需要更開放的市場(專訪)
當地時間10月24日,歐盟委員會正式發布新的對華政策文件,與此同時,一份詳細闡述歐盟對華貿易與投資政策的“姊妹文件”也首次亮相。正如歐盟貿易委員曼德爾森所言,新文件將為歐盟未來10年對華貿易提供指導,并為進一步推進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確定原則。
那么,新文件的出臺對中歐貿易將產生哪些影響?歐洲企業的中國市場發展策略是否將改變?歐盟是否會向更多中國產品舉起反傾銷大棒?中歐貿易的未來走向如何?……
帶著眾多疑問和困惑,本報記者趕在新文件出臺前夕專訪了歐洲商會主席皮埃爾·西蒙先生,歐洲商會目前擁有超過1500萬家公司企業會員,主要來自歐洲41個國家的1600個地區和地方商會。身為這個代表歐洲最廣泛企業利益組織的“大管家”,歐洲企業如何看待與中國人做生意——西蒙先生或許比任何人更有發言權。
記者:近兩年來,中歐貿易總體發展勢頭良好,雙邊貿易規模不斷擴大,但與此同時,貿易摩擦也不斷增加,歐盟對中國的紡織品、鞋類、汽車零配件、家具等產品頻頻舉起反傾銷大棒,并對一些產品抬高了進口門檻,中國人稱之為“綠色壁壘”。您認為這是因為中國產品出口增加順差擴大所造成的,還是歐盟對待中國出口產品的態度發生了變化?造成這種狀況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
西蒙:在這個問題上,歐洲商會有自己明確的立場:我們堅信,開放的市場是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保證。所以,如果某些產品在中國能高效地生產,然后出口到歐盟,我們覺得這不存在任何問題。當然,這里必須有兩個前提要考慮。首先,正如歐洲必須開放它的市場一樣,中國也應該允許歐洲競爭對手的產品進入中國市場,而不應該設置技術、法律或其他壁壘。其次,中國和歐洲的生產商必須遵守游戲規則。我特別是指,對知識產權的尊重和對環境以及其他標準的尊重。我們認為,中國政府是完全認可這些準則的。我不否認,在歐洲,有些人將中國經濟的增長視為一種威脅,這種威脅涉及到他們的職業、對環境的影響和對能源市場的影響。我們歐洲商會的任務是告訴大家,中國經濟的發展更是一個機遇!
記者:歐盟認為,中國在世界貿易體系中應承擔起新的責任,另一方面,又遲遲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中國已是世貿成員,卻不被認為是市場經濟國家;相反,歐盟早就承認俄羅斯的市場經濟地位,但俄羅斯至今仍未入世。您認為這是一種邏輯矛盾嗎?如何看待中國與俄羅斯的市場經濟發展狀況?
西蒙:市場經濟地位是一個非常復雜的話題。我相信,中國走在正確的軌道上。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為其經濟發展帶來了更多機遇,但同時也帶來了更多責任。中國政府和企業投入在承擔其責任的精力越多,獲得市場經濟地位的速度會越快。至于俄羅斯,我同意,在那里我們也碰到了同樣的問題,即不公平競爭。俄羅斯加入世貿組織后,將為討論這些話題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
記者:歐洲商會擁有1500萬家公司企業會員,來自歐洲41個國家的1600個地區商會。對于中歐經貿關系,制造企業和貿易企業往往持有截然相反的觀點,由此形成兩種利益集團、兩種聲音。您作為會長,如何平衡這兩種聲音?
西蒙:歷史證明,開放的經濟能為各類企業創造最佳的效果。例如歐盟委員會近期的一份調查顯示,在公開競爭市場運作的壓力本身就能產生1/4的生產力。換句話說,生產商也受益于一個開放的市場。
記者:如果您為歐洲企業拓展中國市場公關,并有機會對中國商務部長薄熙來陳述觀點,您最想表達什么?
西蒙:中國在世界范圍內起了領導作用。為此,它和歐盟以及其他國家一起,有責任承擔起全球發展的重任。舉一個例子:中國應調動其一切影響力,重新促成多邊貿易談判,而非試圖通過簽訂雙邊貿易協定建立其自己的關系網絡。
記者:在中歐貿易問題上,歐盟內部意見分歧嚴重,以中國鞋為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堅決要求對中國鞋征收反傾銷稅,而英國、瑞典等國則認為征稅將損害歐洲消費者、零售商的利益,這是否意味著歐洲內部對中國的認識存在明顯的分歧?這種分歧僅是因為企業利益嗎?
西蒙:歐洲的多樣性一直以來就是一種力量,當然根據每個國家實際情況的不同,他們最敏感的問題也各不相同。由于各個成員國內部的民主選舉制度,每個國家的政治觀點也各不相同。重要的是,應該把歐洲經濟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并分析哪些是提升競爭力的關鍵因素。這也是里斯本戰略的目的。
記者:中歐之間的很多貿易摩擦根源都在于歐盟至今未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您認為中國的市場經濟在以下4個方面是否達到標準:政府干預;公司治理;遵守知識產權和破產法;金融機構的運行。歐盟在評價此問題時僅僅就問題本身,還是有更多問題之外包括政治因素的考慮?
西蒙:沒有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并不是導致貿易摩擦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違反了公平貿易的規則。在歐洲我們必須謹慎對待貿易保護措施,只能在理由充分的情況下使用。另一方面,中國政府應努力確保依據規則開展貿易,這遠比制定法律法規重要的多,同時,要確保這些法律法規得到理解和尊重。
記者:歐洲學者曾表示,中歐之間貿易摩擦很大的一個原因是歐洲輿論夸大了中國企業對歐洲各國經濟的沖擊。歐盟一方面希望分享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機遇,另一方面又擔心中國經濟的增長危及自身利益,您如何看待所謂的“中國威脅論”?
西蒙:這里牽涉到很多心理學因素。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中國融入全球經濟之后所產生的效益是廣泛的,大家也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現在,每個人都期待低價獲取好產品,然而,“教訓”也更集中、更明顯:一個工廠關門了,然后在中國開了新廠,工人失業,等等。各國商會、NGO(非政府組織)和政府領導需就此事盡快明確溝通:利益是什么,中國市場的機遇何在,諸如此類問題。我再次強調,歐洲企業應公平享受中國市場準入政策,這一點很重要。否則,中國威脅論在歐洲將愈演愈烈。
記者:歐盟即將全面評估與中國的貿易關系,并表示與中國的貿易關系是歐盟貿易政策的一項重大挑戰,因此需要一個全新的戰略性安排。歐盟之所以要做出政策上的調整,主要考慮是什么?您認為新政策將有什么樣的變化,重點將關注哪幾方面的問題?
西蒙:我覺得現在正是制定這個新戰略決策的時候。中國和歐盟在全球市場范圍內擔任重要的角色,我們的合作應該繼續深入。新的協議應該確保我們遠離沖突,實現雙贏的合作關系。正如前面所說,我們應該共同承擔起一些全球性的挑戰:多邊貿易體系、能源、環境、新技術的推廣和開發,當然還有安全。
記者:隨著中歐貿易間的變化和歐盟對華貿易政策的調整,您認為中國是否也應該進一步調整自己的貿易政策和貿易管理體制?
西蒙:我最關心的是中國應該盡一切可能加強對世貿組織(WTO)規則的執行,尤其是知識產權法。我知道相關部門已經在很努力地工作,但是在中國企業界必須達成這樣一個共識:那就是侵犯知識產權最終損害的是中國人自己的利益。
記者:在知識產權問題上,歐盟正不斷加大對中國的施壓。其實,保護知識產權已成為中國經濟的內生需求,并出臺了許多具體政策。應該承認中國的盜版問題尚未得到有效解決,但一味地指責和施壓并不利于問題的解決。在此問題上您有何建議?歐盟是否能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與中國共同解決這一問題?
西蒙:根據歐洲的經驗,單靠政府部門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所有的企業都應該接受培訓,并獲取信息。當然,也應該建立足夠的法律體系確保相關政策的執行。
記者:在經濟全球化大潮下,資本的跨國流動已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在面對外來并購時,歐洲國家的阻擊戰是最頑強的,這從法國、西班牙、波蘭等國政府直接介入一系列收購案阻止外國企業收購本國企業的種種案例中就能看出;同時,歐洲國家的一些企業經過資本重組,也紛紛進行跨國并購,面對本土企業對外擴張,歐盟國家的態度卻是積極支持。這種“經濟愛國主義”在歐盟是否存在雙重標準?
西蒙:您所說的“經濟愛國主義”從廣泛的概念來看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當然在某些領域,這種現象依然存在,但是在歐盟內部,我們有非常嚴格的競爭規則。政府不能很隨意地“保護”他們的本國工業,如果這樣做了,他們會受到歐盟競爭委員會的制裁。
記者:不久前,多哈回合談判陷入無限期中止狀態,這是否意味著經濟全球化的倒退和WTO執行力的減弱?您如何看待多哈回合失敗對歐盟區域內貿易,以及歐盟與其他經濟體之間貿易關系的影響?
西蒙:多哈談判的失敗對世界經濟有不小的負面影響。在歐洲商會內部,我們曾努力推進談判的繼續進行,但是最終沒能成功。我相信歐盟已經做出了很大讓步,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我擔心的是有些國家放棄了多邊框架,而是偏好于簽訂雙邊貿易協議。這是非常危險的趨勢,這只會導致最終沒有人能獲利,因為我們會陷入一個無休止的貿易協議競爭和摩擦的漩渦。
記者:近年來,“金磚四國”(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各經濟體發展迅速,您如何評價這些國家經濟的崛起?可否就這四國與歐盟貿易關系作一比較?他們給歐盟的發展帶來了哪些機遇和挑戰?
西蒙:我們相信,這些國家的高速發展所帶來的意義是積極的,這個積極意義不但指對生活在這些國家的人,也指對我們歐洲人。這些國家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有趣的市場去從事貿易、去投資。正如我之前提到的,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應同樣承擔起政治責任。
記者:作為歐洲商會會長,您認為歐洲企業在華拓展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么?最讓您憂心的是什么?最讓您舒心的是什么?
西蒙:問題我已經在之前都談到了。讓我高興的是,中國曾經在世界經濟舞臺上處于非常重要的領先位置,現在中國正在重新回到這個位置上來。
來源:國際金融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