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最近，安徽省婦聯“春蕾計劃”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才得知，兩年多來堅持每個月來這里為失學女童捐資千余元至數千元不等的那個人并不叫李存田，也不是教師。他的真名叫張曙，是安徽醫科大學附屬醫院（以下簡稱“安醫附院”）急診內科主任醫師，所捐款項都是他每個月的藥品回扣。

從1996年第一次實名舉報醫藥回扣開始，或是出于敬意、或是暗含譏諷，張曙常被同行、知情者們稱作是“堂吉訶德”。張曙說，假如人人都是“堂吉訶德”就好了，大家一齊動手把“大風車”拆了不就行了嗎？他相信，終有一天，“醫藥回扣”這個讓醫藥界蒙羞、讓病患者受難的名詞會成為歷史。

前衛生廳負責人覺得他“挺搞笑”

舉報信發表后醫院斥他“壞了事”

1999年初，張曙接到一家中央媒體記者來電：“你對安醫附院醫藥回扣問題的舉報材料我們收到了，你為什么要舉報？”張曙回答：“藥品回扣不光坑害患者，也把好醫生變成壞醫生了，再這樣下去不得了。”

這位記者勸他不要用實名發表，張曙想了想說：“那就用牛漢吧。”他解釋：“牛腳踏實地、有韌勁，認定的事就要做到底，漢是指好漢做事好漢當。”這家大報配“編者按”發表了張曙的舉報材料。他在文中詳細列舉了安醫附院回扣成風的現象和事例。

張曙告訴記者，當時讓他深受刺激并決定舉報的是，醫藥回扣風已經到了很少有醫生能夠抵擋的程度了。他發現：一位他十分敬重、素來對病人很負責的著名老教授，舍棄一種便宜的常用藥，給一位病人開了大劑量昂貴藥，而這種藥的說明書上就注明對此類病人禁用。

此前的1996年，張曙曾向院領導、安徽省衛生廳實名舉報本院個別醫生為多拿回扣，給病人亂開藥、亂檢查。張曙說：“第一次舉報沒有任何反響，我也沒再過問，當時藥品回扣還不是特別嚴重，大家對它的危害也認識不足。”

據他介紹，1993年前只有少數藥品有回扣，比例很低，也只有極少數醫生收回扣，到1996年，收回扣的醫生就不是少數了，但基本還在合理用藥，只有極個別醫生為了多拿回扣而故意開高價藥，他舉報的就是這“極個別”。到他再次舉報時，有回扣的藥品品種大大增多，回扣比例也大幅提高了，身邊絕大多數醫生都不同程度地收回扣，多的一個月可拿2000多元。

在投書媒體前，張曙先向安徽省衛生廳寄了舉報材料，并找當時的衛生廳負責人當面反映，張曙說：“他覺得我這個當醫生的挺搞笑，全國都這樣，有什么大驚小怪？”

舉報信發表后，醫院開了幾次會議，張曙說，這些會成了“聲討會”，指責他“壞了醫院的事”。這一年，安醫附院本已通過全國百佳醫院評比初審，因為他的舉報而“泡了湯”。見報之初的一個多月，醫院就診病人驟減，醫藥代表們也不敢登門，后見沒什么下文，一切又恢復“正常”了。

舉報回扣證據確鑿

醫院照當文明標兵

失望之余，張曙給自己定下“二不原則”：對醫藥回扣，一不要，二不舉報。

隨后，張曙在北京進修一年。其間所見所聞，讓張曙甚至對自己以前舉報行為是否正確也產生了懷疑，“很多地方醫藥回扣比我們這兒厲害得多，單單舉報安醫附院，公平嗎？”

張曙進修所在的是北京一家大醫院。張曙說，這里有很多著名專家、高學歷人才，他們水平高、很敬業，可對于藥品回扣，極少有人說個“不”字。國外折合人民幣2000多元一個的心臟支架，在國內卻需兩萬余元，醫生給病人裝一個支架能拿回扣2000元，而有的醫生一年能用一兩百個。

和張曙住一個宿舍的，有來自全國好幾個省區的進修醫生。在日常交流中張曙發現，各地回扣風并不比安醫附院“風力小”，而且大多數人都對回扣多的同行抱著羨慕的心理。張曙說：“看到、聽到這些，我人都暈了，舉報安醫附院可能是錯了，我得重新認識這問題，這些醫生本來都是好人，可怎么都在收回扣呢？”

張曙的“二不原則”并沒能堅持多久，他說，是“違規者得表彰”激怒了他。2002年安醫附院被省里初評上安徽省精神文明標兵單位，向社會公示征求意見。張曙說：“看到這，我心里很難受，這些年回扣越來越厲害，沒回扣的藥賣不掉，過度治療浪費資源越來越嚴重，幾乎所有的臨床醫生都涉足了，怎么配得上精神文明標兵？”

按公示的投訴電話、信箱，張曙再次實名舉報。他的舉報材料被批轉到省衛生廳，2002年6月衛生廳兩位部門負責人找他談話、要他出示證據。

張曙當場拿出一些證據，其中，有數張署名“戚德余”大夫所開處方的電腦繳費單。張曙說，請你們查查，我們全院有沒有“戚德余”這個人？這些處方是我開的，繳費單上怎么變成一個根本不存在的醫生的名字？

原來，張曙發現，在藥品回扣網絡中，統計醫生處方是一個重要環節，醫院計算機中心統計每位醫生的用藥品名、數量，提供給藥商，藥商據此給醫生計算、送達回扣。為了對付張曙這樣“不可靠”的醫生，有人專門編設了“戚德余”這個名字，把他們的處方計入這個名下。張曙說，這樣，不拿回扣的醫生就不會發現自己在“掙”回扣了，而“戚德余”的回扣，去向誰也不知道。知情人告訴他，“戚德余”是“吃得余”的諧音。

讓張曙大吃一驚的是，在他向省衛生廳有關人員出示證據的當晚，醫院的電腦收費系統“壞了”，改成手工收費。他給接待過他的衛生廳干部打電話，第三天，計算機系統又好了，“戚德余”不再出現，而張曙開的處方，病人繳費時仍被換成別的醫生姓名。醫院最終還是評上了當年度安徽省精神文明標兵單位。

治醫療體制之“病”

救醫風醫德之“仁”

“李存田”是張曙與醫藥回扣無奈抗爭的又一個“產物”。

2003年3月，張曙與院計算機中心交涉，要求將繳費單改成自己的名字。張曙說，他的這一舉動也許讓人產生了誤解，以為他是想拿到自己名下的回扣，“大家都在拿，你還能守住底線嗎？”

用上真名的張曙，第二個月就有藥商送來了回扣。張曙說，我當時想，這不干凈的錢，我當然不能放進口袋自己花，可與其讓它流失，不如把它用到干凈的地方去。

張曙收下第一個月的回扣款，送到安徽省婦聯兒童工作部，捐給“春蕾計劃”。一開始，他不愿透露姓名、身份，連收據也不愿要，工作人員一再勸說，他才說，我叫李存田，是位教師。張曙告訴記者，“李存田”取自當年幫他發文呼吁打擊醫藥回扣的兩位老記者的名字，“他們很正直、有職業道德，當年醫院通過關系找到他們，可他們還是頂住了。”

此后，張曙每個月都去捐款一次，直到今年1月，因為他再次實名舉報，也就沒人再送回扣了。至此，他已捐出4萬多元“回扣款”。張曙說，我的回扣與不少醫生相比要少，因為我是在合理用藥，即在療效可靠、副作用少、價格便宜的情況下拿到的，要是有意吃回扣，翻一番也有可能，有的醫生月收回扣可達萬元。

記者看到一位安醫附院進修醫生手繪的“回扣統計表”，上面詳細標明他每天開藥的品名、數量。他這樣做是不放心計算機中心統計，擔心給自己少算了。這位進修醫生每月的回扣要比作為資深大夫的張曙多不少。

張曙說，他甘當挑戰“藥品回扣”的“堂吉訶德”，并非是跟個別同行、哪家醫院過不去，而是想引起全社會治“病”救“仁”——治醫療體制之“病”、救醫風醫德之“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