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促進經濟轉型,發展知識產權戰略,中國可能會出臺稅收減免、政府采購等優惠政策。但是,行政手段凌駕于市場調節之上是目前知識產權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

　　在這種環境下,投資與經營行為只能立足于短期收益,這種“快錢”心理是制約中國消費品牌和先進技術發展的最重要因素。政府應致力于培育一個有利于企業長期發展的、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大學的研發水平也急需提高。
　　中國政府看來已經開始重視推進知識產權戰略的發展。過去25年,外資、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政府主導的固定投資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源動力。盡管中國國內對消費品和高科技產品有巨大的需求,但市場卻大多被國外品牌主導,投資也依賴于國外技術,中國本土既沒有創出自有名牌,也沒有研發出核心技術。
　　韓國在過去5年由成本與數量導向型經濟向品牌與技術導向型經濟的成功轉型,也激勵著中國進行同樣的嘗試。中國政府很可能在2006年實施相關政策,比如稅收減免、標準化和政府采購,來推動自有品牌的發展和技術創新。
　　盡管這一方向是正確的,但是,這些政策有可能無法達到既定的目標。因為它們不能根本解決目前盛行的“快錢”心理—這是制約中國消費品牌和先進技術發展的最重要因素。筆者認為,行政手段凌駕于市場之上,是導致中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短視行為的主要原因,推進中國知識產權戰略的最佳政策就是減少行政干預,加速該領域的市場化進程。
　　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局限性
　　過去25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實際人均收入年均增長率達到了8.1%。這一增長背后,是海外華人依靠中國巨大的勞動力市場通過出口獲利的商業模式和中國政府調動資源的強大能力。因此,中國政府一直擔憂這一增長模式的可持續性。這種擔憂主要源于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普遍存在的產能過剩問題。這限制了政府主導的大項目所產生的經濟效益。繼續目前的經濟增長方式會導致更多的資源浪費,并最終延緩經濟增長速度。
　　第二,出口無法繼續拉動經濟的高增長。1980-2005年間,中國的出口增長了41倍,即每年增長16%。通過簡單的計算就知道,中國不可能在接下來的25年維持這種增長。如果目前的增長態勢再持續10年的話,中國的出口總量將大于歐洲、日本和美國目前出口量的總和。鑒于這三個經濟體是中國產品主要的消費國,因而這種情況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筆者認為,未來10年,中國的年出口增長率會從過去的16%下降到6-8%,而內需將在保持經濟增長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第三,粗放型增長導致環境惡化和自然資源的短缺。中國有80%的水資源已被污染,這可能引發健康危機。中國去年消費了21億噸煤,如果經濟持續增長,10年內煤的消費量還將上漲到目前的2倍。據英國石油公司(BP)統計,中國煤炭儲量占全球總量的12.6%,但消費量占全球的1/3。目前這種趨勢持續下去,中國會在40年內消耗完所有的煤炭儲備。
　　中國政府很早就開始重視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上一個“五年計劃”已經將重點放在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上,但是效果并不顯著。即將在今年3月份出臺的“十一五規劃綱要”應當繼續有這樣的提法。筆者最關心的是,“綱要”可能仍然不會把重點放在政府和市場的角色定位上。如果政府繼續行政干預手段,而不是完全堅持市場導向,那么目前的經濟增長方式就很難改變。
　　政府干預的擠出效應
　　韓國僅用5年時間就成功完成了由粗放型經濟向品牌和技術導向型經濟的轉型,這引起了中國的憂慮。在中國,多數人還都認為,韓國與本國的情況相似。但事實上,這個5年前還被看作典型的以低勞動力成本取得優勢的東亞經濟體,如今已經快速成長,并打造出眾多世界級品牌和產品。其中,由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需求功不可沒。
　　中國的經濟增長對韓國的成功轉型貢獻巨大,但對自身拉動力卻不大的事實,可能是最令中國人擔憂的問題。這顯示了中國體制建設上的不健全,中國政府也因此要下決心采取一些措施來改善自主創新不力的狀況,比如,很可能會出臺鼓勵本土知識產權發展的政策。鑒于中國政府通常采取行政手段來達到調控經濟的目的,因此,減免特定產業或交易行為的稅收是最可能的措施。中國的財政收入在本輪經濟繁榮周期中得到了明顯改善,現在是政府慷慨一回的時候了。不過,大筆財政支出并不一定是最有效的解決辦法。
　　筆者認為,中國私人投資領域和知識產權發展的滯后,并不主要是稅收減免的問題,其根本原因在于行政干預凌駕于市場調節之上。盡管有規則存在,但是可以通過行政干預輕易改變。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下,長期投資計劃的意義不大。
　　總體而言,目前“快錢”心理主導了中國經濟,特別是投資領域。人民幣低估是導致短線投資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行政干預是影響投資心理更重要的因素。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由于擔心計劃會被迫取消或者會因為規則改變而造成損失,私人投資無法制定長期的投資計劃,他們只是將注意力集中在短期投資機會上;第二,政府關系管理一直是民營企業發展戰略中的重中之重,通過處理好同政府的關系,這些民企通常能創造短期獲利機會,因此,大部分民企都選擇直接或間接依賴政府關系來獲取利潤。
　　世界級企業往往是由于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中取得優勢而逐步成長的。如果勝者由某國政府來決定的話,很難出現世界級的企業。筆者認為,中國政府應該充分認識到這一點。政府的主要工作應該是致力于培育一個具有完備規則體系的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一些政府直接干預是必要的,但是必須十分審慎。若政府盲目擴大財政支出,只會導致資源的浪費。
　　大學中的“快錢”心理妨礙科技進步
　　目前,國際上的技術創新有兩種成功模式,即日本模式與美國模式。日本模式基于大公司巨額的研發投入,韓國就借鑒了這種模式。美國模式則以大學科研為基礎,再由公司通過許可機制使之商業化。
　　中國采用任何一種模式都是可行的。不過,由于家族企業及國有企業主導中國經濟(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東南亞國家也是如此),筆者認為它們不適宜采用企業直接進行研發的模式。國有企業通常會浪費研發費用,而家族企業通常對研發投入不足。
　　筆者認為,中國需要依靠大學的研發力量來推進科技創新。問題是,目前中國很多大學都把精力放在以學術界的地位和名氣來掙“快錢”上,教學和研究質量日益下降。這也是“快錢”心理在大學校園的一個反映,中國應該盡快改變這種局面。
　　首先,筆者認為,中國各大院校需要將重點放在教育和科研上。現在,一個大學只要有點名氣,通常就開始忙著拉投資。這種現象是需要改變的:第一,要限制大學教授在校園以外的兼職,這樣才能遏制大學教授以犧牲教學和研究質量為代價到社會上去賺錢的現象。當然,大學要確保教授對教育和研究的興趣確實高于對商業的興趣。
　　第二,中國可以參考美國的科研經費資助體系。美國大學的研發基金多來自于政府相關的組織,如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美國國家健康研究院(NIH)和美國國防部。這些基金支持帶來很多科技創新,如互聯網和基因鏈。
　　筆者認為,建立具有強大研發實力的高等學府是中國知識產權發展的關鍵。這方面國際上有很多值得借鑒的成功案例,中國也有這樣的實力,但前提是,一定要根除大學校園中流行的“快錢”心理。

謝國忠 《新財富》